1854年，隆冬时节，一艘名为“欧里加”的帆船，从纽约下海，驶往中国。在这艘运货的商船上，除了船主、大副和水手，乘客只有两人。其中一位，就是大清朝历史上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——容闳。这一年，容闳刚从耶鲁大学毕业。而此刻，猛烈的海浪，冲击着商船，就要将他送往离开已是七年有余的祖国。

如果历史可以在当时容闳忐忑不安的瞬间定格，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位留学生的形象：青春稚嫩的脸面上，已经蓄起了密密的胡须；因为一时无从更换中国衣服，当日回乡时，容闳依旧是一派西洋装扮。在当时，少年未娶却已蓄须，这被视为不合中国礼俗惯例的行为；而通身的洋装，在极重“华夷之辨”的年代里，更不啻“大逆不道”的恶劣行径。

无论如何，在那个西方势力向着全球强势扩张的世纪里，西装——这种来自西洋的玩意儿，紧跟在枪炮、资本与新思潮的身后来到中国，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罢了。似乎也是一种必然，在容闳之后，西装仍然是清末留学生群体中难以抹去的标志。

洋装穿在身

1872年，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，一批中国幼童开始留学到了美国。由于长发蓄辫、长衫马褂、瓜皮缎帽、布鞋布袜，他们常被美国人嘲笑为女孩子。因而许多幼童纷纷要求剪辫易服，并在留学生监督容闳的支持下，最终穿上了西洋装束。

19世纪末，留学海外的人日益增多。他们在国外，大都入乡随俗，西服短发。归国后也仍然穿西服、留短发。1903年8月，正值暑假，鲁迅从日本回国探亲。三弟周建人在他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鲁迅到家时的样子：“大哥到家的那天，我正好在家里，我只看见一个外国人，从黄门熟门熟路地进来，短头发，一身旅行装束，脚穿高帮皮靴，裤脚扣紧，背着背包，拎着行李，精神饱满，生机勃勃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我的大哥呀。”

渐渐的，西装短发不仅成了留学归来的人的固定形象，而且即将出洋的学生也都提前这般穿着起来。1910年8月，胡适、赵元任、竺可桢等70名考取了庚款留学的青年学生，在上海作着赴美前的最后准备。赵元任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：“我们必须换穿西装，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。……我带了一顶圆顶硬毡帽和一个便帽，后来我发觉很少场合需要戴圆顶帽。”如果说，容闳的惶恐与不安皆因西装而起的话，那么，在此后很长的年岁里，由西装带给这个民族的紧张感不仅迟迟没有消退，身着西装的人反而是招致了一轮又一轮伤风败俗、数典忘祖的骂名。

19世纪70年代，清朝留美幼童剪掉辫子改穿西装，这种行为被清廷委派的留学生监督视为叛君背祖、大逆不道，作为一种极大的罪状上告朝廷。而清廷也认为这样只能培养出洋奴，不能成为忠君爱国的可用之才，以至于后来留学还未期满这些留美幼童就被清廷强制撤回。

留美幼童的遭遇代表了衣冠制度在层面的森严，那么鲁迅在日本留学一年后，回到家乡探亲时遇到的痛苦，则说明了这一传统在民间社会的强大力量。据周建人记载，鲁迅见过家人，家人倒没觉得短发有什么不好，反倒是外人得知他从国外回来，“要紧的事，便是来围观他的头发，好像看稀奇的动物，那眼神里真有说不出的味道”。次日出门时，鲁迅穿上衣衫，戴上假辫。台门里的族人或是碰到的路人，“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，发现它是假的，就一声冷笑”，更有人喊着告官去。鲁迅索性废了假辫子，重穿回西装，走在街上，“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：‘这冒失鬼’、‘假洋鬼子’”。

在中国，素来就有“华夷之辨”、“衣冠之治”的传统，作为天朝上国的人物，身着“夷人”服饰，不仅样子奇怪，而且不知羞耻。同时，在教化所及之内，它又规定着不同阶层、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的服饰，他们各自不同的服饰也是区分其尊卑上下的等级身份的标志，并借此以规范社会秩序、强化礼教约束。因此，我们揭开衣襟，里面包裹着的实则是传统的价值、思维与生活方式，以及由此所维系的硬实实的伦理与秩序，这样，衣服就不再是一件不足挂齿的的小事了。

于是，西装一出现，其伴随而来的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，是革新与守旧的对抗，是观念与思潮的涌动。而穿在留学生身上的几件洋装，也就代表着他们对新世界的憧憬、对新事物、新价值的接受，与此相应，也必然是对传统旧俗无言的敌意。自容闳算起，西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，便从未停歇，旷日持久，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，它才在中国被正式认可。

来源： 新华网综合